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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視角下的經濟責任審計發展的體系構建

編輯:admin 來源:papersay.com   客服QQ:281788421 (為了更好的為您服務,請先加好友再咨詢)

 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建設發展的不斷深入,公眾對經濟責任審計提出了越來越高的希望和要求,賦予了經濟責任審計越來越多的使命,這使得經濟責任審計大大拓展了傳統審計監督的范圍和內容,拉長了審計評價的戰線和距離,抬高了審計人員專業知識與結構水平,無形中提升了經濟責任審計的質量標準。相對于這些標準,經濟責任審計的實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審計內容、操作技術和實現方法手段等方面不適應的情形,如經濟責任審計仍然側重于評價領導干部的財務責任,對其管理責任和領導責任的邊界存有模糊;經濟責任審計評價內容仍不規范,缺少一套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標準等(鄭穎,2009)。
    究其原因,現有理論側重在既存的法規和準則框架下對審計活動進行研究,導致研究缺乏足夠的創新性(Hopwood, 2007);由于經濟責任審計是審計的“新生事物”,國外審計發展史上沒有現成理論和實踐可資借鑒,容易對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標準以及經濟責任審計的功能以及作用機理的把握理解產生偏誤。從其產生發展來看,經濟責任審計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社會建構活動(socially-constructed activity, Humphrey等,1990),并體現了行政監察職能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威推動,即將行政監察與干部管理的功能嫁接到審計之中,由此決定了從審計視角的理論研究不是十分充實。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為研究國家審計,也為研究經濟責任審計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與現實背景(劉家義,2012)。基于此,本文試圖從國家治理理論出發,考察經濟責任審計本質和歷史定位,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干經濟責任審計創新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經濟責任審計的國家治理分析視角
    財政財務收支審計是國家審計機關承擔的基本審計類型,它是檢查報告責任履行情況的信息鑒證活動。在財政財務收支審計活動中,國家審計機關以財政財務相關法律法規為依據,獨立地做出項目安排,評價財政財務收支報告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其典型特征是針對被審計單位的財務收支及其所反映的經濟活動、來自于外部的評價標準、取得報告鑒證信息等,它涉及評價代理人責任時,僅以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人為對象。與之相比,經濟責任審計具有較為明顯的差異性。
    經濟責任審計是審計機關接受組織人事等部門的委托,開展的對領導干部執行相關政策、法規、制度以及從事管理等職務行為的履責評價,提供領導干部承擔履行職務活動中應負有經濟責任的評價判斷信息,其結果作為兌現性獎懲、選拔與任用干部的重要判據。從其產生來看,上世紀80年代,國營和集體工商企業逐步推行了各種經營責任制改革,啟動了承包、租賃等多種方式,以調動企業管理者面對市場自主靈活經營管理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政府因之放棄了對國有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而具體的干預權,轉而通過領導干部的選聘、續用、獎懲等實現對國有企業的監管,對作為選聘、續用和獎懲依據的經營業績的真實合法性的鑒證自然成為企業領導干部管理的重要依據。在此推動下,國家審計機關積累了國營企業審計實踐經驗,促成了國有企業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全面的實踐探索。實踐表明,經濟責任審計提供了業績鑒證信息,為選聘與獎懲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提供了依據,同時也監督了國有企業管理和國有資產運行,彌補了國有企業管理方式轉變所帶來的權力運行的監督空白。
    經濟社會發展轉型中,黨政領導干部選拔的任命制和競標制度下的業績考核,導致其產生虛假政績或經營業績的動機,領導干部機會主義行為及其對經濟社會影響日趨嚴重,傳統的事后、例外的權力監督機制逐漸不能有效治理領導干部的權力異化行為,無法滿足國家權力監督制約的需要。經濟責任審計能夠利用審計專業技術優勢,以領導干部為對象,以提供業績鑒證和權力運行評價信息為手段,以權力監督制約為實質性內容,因而贏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不同于傳統財政財務收支審計,僅評價財政財務收行為或事項與相關標準的符合程度,經濟責任審計則強調對導致行為或事項發生的權力運行的檢查監督。經濟責任審計所進行的責任評價,一方面將行為或事項歸因到相關責任人,并區分審計對象的責任類型;另一方面區分審計對象個體因素與其他客觀因素對行為或事項的影響程度。從經濟責任審計的產生和發展來看,經濟責任審計范圍、內容等都已超出了經濟活動領域,已不是純粹意義的經濟監督,這樣使其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審計類型,呈現出明顯的權力行政監察與監督制約特征,適應了現代中國國家治理,特別是政府治理的需要,符合中國政體和國體(中國無法像西方國家通過多黨競爭、公民選舉的架構實現權力監督與平衡,只能通過執政者體內以權力監督權力的構架實現權力運行安全,經濟責任審計不失為最佳的可行的選項之一),在中國具有良好的成長土壤。于此,國家治理理論能夠較清晰完整地刻畫經濟責任審計的產生及其本質,從而為經濟責任審計系統化研究提供基本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
    國家治理視角下的經濟責任審計: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從本質上說,國家的存在是通過創設、配置和運行國家權力,獲取、配置和運用公共資源,對國家和社會事務進行控制、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等活動來維系的,其實質在于通過協調不同利益代理人需求,推動公共利益實現(陳春常,2011)。中國政府在國家治理中,不僅通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而且通過配置國有資源或運用經營性資本,直接或間接介入經濟活動,來完成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等任務。國有資源在中國社會資源中占據較大比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制度要求國有資源配置不僅能滿足促進經濟發展需要,還要能滿足政治穩定社會進步等治理需要,即國有資源配置既要符合市場價值規律引導下的分散決策機制需求,又要符合國家治理的政治需求。經濟學原理說明,分散的市場交易要求資源配置主體享有充分的決策權,以充分應對經濟發展風險,由此導致資源配置使用實行垂直方向的分權。而公共資源不能夠由全體所有者來分散使用,而只能通過法律或相關行政規章,規定公共權力和資源以政府(部門)為單位進行配置,以通過集中配置的方式實現分配與使用,因此后者容易形成所謂的“權力壟斷”。為激勵有效應對公共資源運用的不確定性,需要賦予公共權力主體團隊中一些代理人剩余索取權或臨機處置權(Alc

hian和Demsetz, 1972),以提高資源配置和公共權力運行的效率。這種剩余索取權或臨機處置權的安排可以是法律界定或是行政授權,也可能慣例沿襲的。但是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執權人素質差異,也由于國家治理中各級黨委政府(部門)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制度安排,各級黨委政府(部門)行政首長享受具有較大空間的經濟自由裁量度的剩余索取權或臨機處置權。實行以業績考核為基礎的職務晉升制度等各種激勵措施,確保了公共權力運行的有效性,但容易形成執權者虛假業績、濫用或放大剩余索取權或臨權處置權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對市場環境下分權模式運行的有序性和公共資源配置或公共權力運行安全性進行監督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國家治理活動中,代理人最終目的是在契約履行中獲得經濟產權。經濟產權是個人預期直接地,或通過交易間接地消耗資產或服務的能力。法律產權是部分地通過國家法規承認和執行的權利。法律產權為代理人獲取經濟產權提供了一個支持作用,是達到最終目的手段,但它既不是經濟產權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在上述分散與集權配置的模式下,獲得公共權力的權力運用人,對公共資源的產權攫取成為最大化個人效用的主要手段之一(戚振東等,2008),領導偏好和利益誘導主導公共決策,導致了公共權力運用嚴重異化。權力的不可轉讓、公共服務的無形性、權力運行結果后顯性等特征,決定了無法建立公共權力運用的市場檢驗機制,而只有通過權力配置結構和模式的改變,設計有效的制度約束才能夠限制權力的使用,才能最大化地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楊瑞龍等,2007)。
    經濟責任審計發展之初,通過對掌握集權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的主要領導者的管理業績進行鑒證,并將有關信息提供給管理決策部門,主要發揮業績鑒證的職能。隨著公共權力運行的安全有效問題日益凸顯,經濟責任審計借助財務數據鑒證、經濟舞弊偵測等專業技術優勢,通過事中、事后的經濟權力運行的審查監督,評價集權治理模式下的領導干部權力行為中有關責任履行情況,逐步構成了公共權力運行的制約監督機制,主要發揮權力制約的治理功能。從作用機制看,經濟責任審計通過提供權力運行鑒證和責任評價信息,發現集權治理模式下的領導干部公共權力運行中的違規行為和運行安全、效率與效果等問題,發揮信息采集、情況通報、行為引領和風險示警等作用,有效地監督制約領導干部權力特別是經濟權力的運行,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促使公共權力運行符合國家治理目標,從而促進國家治理目標的實現和國家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經濟責任審計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為規范政治經濟秩序,加強干部監督管理而產生并逐步發展起來的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審計監督活動。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以責任履行為評價對象,以業績鑒證為手段,以公共權力運行安全有效為制約監督內容,服從和服務于國家治理;另一方面,國家治理目標、模式重構等規定了經濟責任審計的發展道路,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治理目標決定了經濟責任審計的相應的內容和審計方法。因此,經濟責任審計的發展創新須在國家治理的目標框架下動態推進。
    國家治理視角的經濟責任審計發展思考
    進入21世紀,以提高國家治理績效為目的的有效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思想,深深影響了一些國家尤其是轉型國家的執政理念和政策制定。經濟責任審計本質以服務于國家治理為目標,只有順應國家治理的發展變革需求,方能實現經濟責任審計順利發展;而只有不斷創新發展經濟責任審計,才能更好地服從和服務于國家治理。
    (一)國家治理主體利益沖突與經濟責任審計功能定位
    現代國家治理正走向以政府、市場、社會為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時代,其中,政府是國家治理中最為重要的治理主體。政府通過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參與治理,并以合法性、、規范性、強制性和權威性為基本特征;市場則以價值規律的導向機制配置經濟資源,以自發性、趨利性、效率性和普適性為基本特征;公民社會作為平等主體以各種組織的形式參與社會活動和自身事務的管理,以廣泛性、全面性、公眾性和網絡性為基本特征。各治理主體既有分工,又有交叉重疊,彼此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系,因此需要互動、互補、協同與創新,否則存在著產生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一個規范、高效的國家治理系統,必須能夠有效地處理治理主體之間及其內部的利益關系與矛盾沖突,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分工有序、良性互動和相互增進的治理結構。
    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對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和結果進行監督制約,能夠兼顧國家治理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協調不同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防范由于權力失衡或疏于監督所造成的空力運行真空,從而促進國家治理目標實現。從協調不同主體利益關系的角度看,經濟責任審計聚焦于公共權力運行,如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重大決策論證與實施、重要資源(包括權力)的配置與優化等,及由此帶來的相關責任的履行情況(如在經濟生活中常說的“三重一大”——重大問題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決策和大額資金使用,包括領導干部的分權與用權行為)等,而公共權力的執權者主要是政府,因為政府是市場資源的最大占有者、經濟活動的最大組織者、法律法規最大制定者和社會事務的最大管理者,在三大治理主體中占據強勢地位,容易侵害市場機制和公民與社會利益,經濟責任審計正是這一權力的制衡機制,以協調各治理主體的目標差異和利益矛盾。制約權力、優置資源和協調利益是經濟責任審計的重要功能,這是其他類型審計所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的。
    應當指出的是,國家治理主體利益沖突也是促進經濟責任審計發展的潛在動力,即充分保障不同利益主體的權益和利益訴求的治理目標能夠有效地促進經濟責任審計發展。
    有效地處理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的前提是有效地界定政府職能邊界。從發達國家國家治理實踐,特別是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的治理實踐來看,在經濟領域均追求盡量以市場機制替代行政權力配置機制,政府以解決市場失靈為職責,通過制定政策、健全法規、優化制度等對市場資源配置機制進行補充或引導;反之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常常會不可避免地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公共權力異化、政府自利性的利益滲透會使得政府和企業、社會、公民之間的治理界限不清,從而導致社會管理、市場

治理的失靈。也就是說市場失靈、社會失靈與政府失靈存在密切聯系,政府有效的治理是遏制市場失靈和社會失靈的基本保障,而經濟責任審計無疑是防范政府失靈的“保險裝置”。
    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對黨政領導干部任期行為的系統審查評價,對領導干部履職行為具有導向功能。現階段,經濟責任審計雖然強調了對于政府主體配置市場資源的審查,但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政府與市場職能界限不清的基礎上的。適應國家治理發展需要,經濟責任審計側重于防止領導干部權力異化,特別是在涉及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時,從多元治理角度,促進政府糾正市場失靈職能作用的完善,確保政府完成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和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確保政府經濟管理權力在“國家良治”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既定軌道上運行而不致偏離目標,也就是說經濟責任審計的功能定位遠遠超出“反腐敗”和“促進廉政建設”的范疇。
    (二)國家治理目標演變與經濟責任審計內容
    隨著改革開放和各項建設事業的深入,在解決了溫飽全面奔小康的攻堅克難的發展階段,資源保護、環境治理、社會保障、公平分配、官員廉政、教育公平等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社會在解決了“效率”的同時,“公平”問題擺上議事日程,于是國家治理目標從“一心一意謀發展”,轉向加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下的“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和構建新型和諧社會。這一目標導向下,國家把完善市場、健全社會組織視為一種新的治理機制和社會力量予以重視,明確了建設有限型、服務型、責任型、廉政型政府的基本走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架構及其治理目標,大大拓展了黨政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及其相關審計的內容,經濟責任審計已不僅僅是“經濟性”的審計,而且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法律的烙印。
    經濟責任審計傳統的做法是從財政財務收支賬務體系入手,將審計活動領域定義于“經濟活動”,以財政財務收支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為主要內容,并以此分析評價被審計客體經濟責任履行情況,這無疑反映了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之初審計的基本功能和主要作用,以及審計扮演的治理角色,也反映了當時國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經濟責任”的內涵逐步拓展,變得豐富起來。越來越多的審計實踐表明,黨政領導干部和企業廠長(經理)的經濟責任具有政治性和社會性,即便是純粹意義上的經濟(活動和管理)責任也不能全然反映在財政財務收支的賬務體系之中,許多失職失責的非履職行為,常常不直接或不很快甚至不反映于財務信息之中,或不導致賬務結果的顯著變化;加之經濟責任人財務造假和從事經濟領域違法亂紀活動等復雜因素,其財務體系所提供的履責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就更受質疑。
    經濟責任審計的國家治理功能,決定了經濟責任審計應當以領導干部公共權力運用而導致的責任履行為審計重點內容,這不僅針對被審計者本身履責情況,及其所領導的部門或企事業單位事業的成敗,并施以相應問責追究,而且通過被審計人履職情況,發現領導干部執掌公共權力、配置公共資源過程中的普遍性、傾向性和典型性問題,追蹤現行管理體制中的體制性、機制性、政策性和制度性問題,發現權力運行監督和政府治理的盲區和死角,進而改進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以促進國家良治目標的實現。由此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包括區分被審計者的主觀責任與客觀責任、前任責任與現任責任、自身責任和領導責任、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具體說既包括財務責任、信息責任、經營責任、管理責任、廉政責任等常規內容,還包括資源環境保護、權力安全運行、社區和諧共融、組織文化建設和全體員工隨著事業可持續發展而獲得全面發展等反映組織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內容。換句話說,經濟責任審計既是針對被審計人個體,但也不能完全就其個體論事,被審計領導干部行使權力、履行職責是在一定約束條件和一定環境下進行的,其履責行為已不代表其個人,而更多的是以組織(政府機關或企業事業單位)名義從事業務管理活動,故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不能以其個人行為軌跡來界分,而要從組織運行的大系統及其(政府、市場或組織)治理功能發揮的大背景中去確定。
    (三)國家治理結構優化與經濟責任審計標準
    國家治理是一個結構性的功能組合系統。現代國家治理經驗表明,政府、市場和社會相互耦合所形成的制度結構的穩定性、適當性對于國家治理目標實現、國家治理成本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國家治理結構持續優化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實現善治的必然要求。
    經濟責任審計通過鑒證和評價公共權力運行及其結果,能夠通過組織治理,反映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狀況,反饋國家治理運行信息,從而幫助與促進國家改善公共權力配置和權力運行問責制度,促進國家治理結構的優化。經濟責任審計針對所檢查的經濟活動、經濟項目或事項的過程結果,將其與行為責任人的履責情況聯系起來進行分[第一論文網lunwen.1kEJIAN.COM]析評價,依據審計標準做出并提供與經濟活動有關的治理行為的“是與非”、“優與劣”、“好與壞”的信息。審計標準的選擇決定經濟責任審計提供信息的質量水平,不恰當的審計標準選擇可能導致經濟責任審計在認定領導干部責任時具有較高的評價風險,也可能誤導國家治理決策。現時期經濟責任審計有關審計標準的規定有的較為籠統抽象,對于經濟理性的審計人員來說,更多的是對照現行法律法規的合規性評價,由于現行法制建設的缺漏與滯后性,加之審計人員專業知識的局限性,導致了目前有的經濟責任審計項目的中性的、不特指評價。
    國家治理根本目標是維護公共利益。中國特色的權力配置與運行模式下,國家治理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掌握相對集中權力的領導干部的權力態度和權力運用結果。經濟責任審計通過人格化監督公共權力運行服務于國家治理,因此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是經濟責任審計的最終標準。國家治理要求國家審計在促進維護正常經濟政治秩序和治理結構持續優化的基礎上,推動國家治理目標實現,由此決定經濟責任審計標準具有層次性特征,即要在既定

目標責任制等審計標準的基礎上,厘清國家治理根本目標和階段目標要求,以對領導干部責任履行進行正確評價,要求不局限于GDP或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事業發展的常規性統計指標分析評判,不被一些政績工程、形式主義、一時繁榮等表面現象被左右,而是分析評價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的全面性、協調性、互動性和可持續性,分析被審計者所領導的地區和組織的事業發展與國家治理的目標導向的一致性和協同性,分析被審計者對國家經濟政治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所注入的正能量。國家治理結構優化還要求經濟責任審計在發現問題時,以促進國家治理的最佳實務等作為標準,更多地著眼于權力內容、權力配置的適當性,著眼于權力運行制約的機制的完善性,著力于對權力運行的監督信息及時性、透明性與應用的恰當性,即要求經濟責任審計標準具有建設性、開放性、前瞻性等特征。
    (四)國家治理模式轉型與經濟責任審計的社會協同
    隨著國家治理轉型,政府對社會發展的直接控制權力和對經濟資源配置的壟斷地位逐步削弱,政府退去了微觀經濟領域“總指揮”、“總調度”的角色,政府管理的職責逐步轉向提供公共服務和社會事務管理,創設公平有序的法治環境等方面,政府承擔更多的是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建設方面的職責。國家治理模式逐步退出計劃經濟體制下控制經濟和社會全能主義的治理,步入強調非正式權力、非政府組織等的多元化利益主體的合作治理時代。與此同時,分化的社會階層、多元的意識形態等導致了國家治理中各主體利益的分化,導致社會公眾參與國家治理的領域的進一步擴大,一方面公眾參與表明國家治理中的各主體的利益訴求日趨頻繁化和多樣化,另一方面公眾參與對于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和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的監督日趨常態化、制度化。
    目前,我國經濟責任審計的結果是干部管理監督部門選拔、任用、獎懲干部的重要參考依據,本質上是通過約束公共權力運用參與國家治理,即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審查評價政府各部門、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領導干部權力運用及其影響,促進權力架構的穩健性和和相互制衡性,加強權力運行的內部控制和內部管理,加強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透明化,促進領導干部廉潔勤政,預防和治理腐敗。現時期經濟責任審計的產生和發展實踐仍強調了全能主義治理模式下的權力運行監督,即審計是在現行體制框架下的內部監督,而不是面向社會的開放型的監督,強調在財政財務收支方面評價領導干部分權、用權的履責職責任,而社會公眾的參與度較其他類型審計相對較低,審計評價結果仍局限于政府官僚體系內部利用,其實質仍然是行政官僚體系內部的自我監督行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經濟責任審計的效力。
    現代國家多元治理的發展,以及經濟責任審計的提供信息和查糾權力偏軌行為的職能,要求經濟責任審計尋求在更廣泛地范圍內開展監督與評價活動,更多的采用社會協同方式組織審計活動。所謂社會協同就是要求在執行經濟責任審計流程時,經濟責任審計與其他類型審計、與紀檢、監察、反貪、司法等部門和組織、與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網絡監督等合作協同,形成規范化、網絡化的監督制約體系,通過協作配合取得權力監督制約的社會協同效應,從而大大提高監督效率和效果,這顯然是經濟責任審計,也是其他類型審計發展的趨勢。這就要求經濟責任審計在審計項目、審計范圍和審計內容確定、審計結果運用等多個角度應當注重不同利益主體或代理人的參與,在提交審計報告、做出審計決定等環節,要更廣泛地傾聽社會各界意見與建議。只有審計發現、審計結果運用等審計程序或過程中體現了社會參與的協同治理局面,方能有效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同時,紀檢、監察、反貪、司法等機關都承擔了相應的受托責任的檢查和控制職能,經濟責任審計才能與上述機關對權力監督制約形成合力,才能咬合緊密,不留縫隙,最大限度地消除體制、機制的死角和盲區,使權力運行更加安全,也使經濟責任審計避免單打獨斗的局面,進而發揮更大監督效用。
    (五)國家治理民主進程與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開
    市場經濟體制下,理論界重申了民主化對于改革國家制度、控制國家權力和提高國家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意義。可持續的民主化更應該是內生的,由國家治理的現實需要和關鍵參與者的可行性戰略選擇所推動,并受到經濟環境和現有制度條件的約束(徐湘林,2010)。國家治理實踐經驗和理論都說明,在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就必須保持政治參與水平與政治制度化的均衡發展,維系較高層次的政治參與度與政治制度化水平(徐海燕,2011)。
    經濟責任審計突出對領導干部能力及權力行為的系統檢查與客觀評價,有針對性地監督制約公共權力,即通過審計制度威懾、審計[第一論文網lunwen.1kEJIAN.COM]規范性的檢查控制、及時性的審計處罰和提供管理決策信息等發揮監督制約作用。經濟責任審計監督制約權力運行的治理本質,要求提供的信息能夠真正用于決策,即審計結果的運用效果直接決定了經濟責任審計制度效用的發揮。如上所述,目前我國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應用仍然局限于國家和政府官僚體系內部,理論和實務界對于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開的基礎理論以及相關的制度化建設(較多囿于對責任者名譽的保護、信息的保密性、個人隱私性、社會環境負面影響性等因素)等研究不深。
    國家治理善治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透明性,即對公民相關信息的可獲取性是善治的本質要素。經濟責任審計對象是公共權力的使用者,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反映了公共權力使用者的權力決策、公共資源利用等相關信息,由此產生了審計結果公開化要求。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公開,為公眾提供國家權力運行和財政資金運用相關信息,有助于社會對國家治理提出質疑或建議,提高公共權力制約監督效率。通過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公開能夠滿足社會公眾政治參與的需要,本質上成為政治參與的一種重要方式。從培育治理環境、優化治理結構的角度來看,通過在更廣范圍內公布經濟責任審計相關信息,也能夠促進國家改進治理結構相關決策的科學性、準確性、及時性和有效性。同時,保持政治穩定的關鍵就是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因此決定政治參與是有序的、漸進的進程。對于經濟責任審計報告的全面公開或有序運用,其首要的環節是建立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開的制度,規

定出具報告人、被審計單位、審計報告使用者的權利義務,而具體的公開對象、公開范圍等則應通過建立相應制度加以規范約束。盡管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開較其他類型審計信息的公開,存在更多的政策性、管理性和技術性難題,但經濟責任審計信息的公開同其他審計信息公開一樣,也是大勢所趨。
    結束語
    本文首先分析了從國家治理視角研究經濟責任審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識別了經濟責任審計本質。在此基礎上,運用國家治理理論,提出了一個經濟責任審計與國家治理良性互動的理論分析框架。運用此理論框架,從國家治理主體利益沖突、國家治理目標演變、國家治理結構優化、國家治理模式轉型以及國家治理民主進程等角度分別分析了經濟責任審計目的、審計范圍內容、審計標準,以及經濟責任審計的社會協同、審計結果的有序公開等理論和實踐問題,以厘清目前理論界對經濟責任審計的相關認識,為經濟責任審計實踐創新發展提出了對策與建議。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對于經濟責任審計的相關分析是建立在國家治理理論角度上的,而國家治理相關理論目前仍處于發展階段,由此本文給出的相關結論仍帶有規范性研究色彩,對相關主題進行實證研究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鄭穎:《經濟責任審計在政府問責制建設中的作用研究》,《審計研究》2009年第3期。
    ②Hopwood, A.. (2007). Whither Accounting Research? The Accounting Review, 82(5): 1365-1374.
    ③Humphrey, C., Moizer, P.. (1990). From Techniques to Ideologie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Audit Func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1): 217-238.
    ④劉家義:《論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⑤陳春常:《轉型中的中國國家治理研究》2011年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⑥戚振東等:《基于產權攫取的國有企業改革研究》,《預測》2008年第27卷第1期。
    ⑦楊瑞龍、邢華:《科斯定理與國家理論:權力、可信承諾與政治企業家》,《學術月刊》2007年第39卷第1期。
    ⑧戚振東、王會金:《國家審計“免疫系統”功能實現研究——基于社會協同的視角》,《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12期。
    ⑨徐湘林:《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第5期。
    ⑩徐海燕:《國家治理與政治穩定》,《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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